阿坚和远涛在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2008.11.19，61岁）  （小周摄） 

姑姑：张爱玲在上海最后的牵挂 

□ 郑远涛 

阿坚的推介 

    我博客10个栏目中，有一个名为“推介”，很久没更新了。其实有许多想推介的好文章，只是自己要发表的内容更多，只有请它们让一让。可是今天我却要郑重其事地刊登儿子的文章。远涛在广州的外语外贸大学读的是英美文学专业，这篇《姑姑：张爱玲在上海最后的牵挂》更多的却是历史，不因别的，只因他初中起就对张爱玲其人其文感兴趣。他购买、收藏、精读张爱玲的著作，观看由张爱玲作品改编的电影。《半生缘》、《色·戒》都是他和我一道在广州影院看的。记得他未满16岁那年暑假，首次独自出远门旅游，就去上海寻找并拍摄了张爱玲居住过的长江公寓……我想，一个人抱定长期求学问的决心，总归是会不断进步的。远涛这篇新作日前在香港《明报》和广州《南方都市报》发表，都经过编辑删节，这里发表他的原稿，并配发更多照片以保持原貌，供热爱张爱玲的读者欣赏。 

    我听过一个故事：乌龟要上幼儿园办事，兔子请他顺道替自己接孩子，乌龟说我不认得哪个是你的孩子啊，兔子说你看全幼儿园最漂亮那个就是我的孩子了。等了半天，乌龟带回来的却是小乌龟。怎么回事？他答：“看来看去，全幼儿园最漂亮的就是我家小乌龟！”父母看孩子难免偏爱，我看远涛也不例外吧。 

远涛发表在《南方都市报》上的文章 

正文—— 

    张爱玲一生最信任的朋友是宋淇、邝文美夫妇，她将自己的所有财产遗赠留给他俩。对于她最亲近的亲人——姑姑张茂渊，张爱玲则在回忆录《对照记》中写下简短而深情的纪念文字。姑姑晚年写给张爱玲的数十封信（其中近30封是姑姑的亲笔信，50余封是姑父李开第撰写或代笔）目前保存在宋氏夫妇的儿子宋以朗家里，见证着她与侄女亦亲亦友的纽带。不久前，我有幸到香港加多利山拜会张爱玲的文学遗产执行人宋以朗先生，读到这些珍贵的书信原件。 

 宋以朗的寓所，被一家媒体形容为“藏着张爱玲最后的真相”。（郑远涛摄） 

    张爱玲童年父母失和，母亲藉口姑姑出国留学需女伴监护，一同飘萍海外。离婚后，张母再度远赴欧洲，少女张爱玲跟着再婚的父亲与继母生活，日常都是姑姑从旁照应，俨如代母。张爱玲入香港大学念书时，她母亲和姑姑委托老友李开第作少女的监护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港大停办，张爱玲辍学返回上海以写作为生，与姑姑合租法租界爱丁顿公寓（今常德公寓），在那里经历她的文学全盛期，并与胡兰成热恋。同为女性，又是长辈的姑姑，当时或曾多次与爱玲促膝长谈私密的话题。 

 

2006年的常德公寓。这是张爱玲1942-1947年文学全盛期的住所，亦是她与胡兰成恋爱的重要场景。她在这里写出小说集《传奇》、散文集《流言》、十余篇介绍中国生活的英文随笔与影评，以及两部电影剧本。《公寓生活记趣》便是写这幢房子。张爱玲的套间在6楼，她经常会在阳台上俯视红尘，曾写道：“晚烟里，上海的边疆微微起伏，虽没有山也像是层峦叠嶂。我想到许多人的命运，连我在内的，有一种郁郁苍苍的身世之感。”（图片来自网络） 

    1952年，张爱玲以前往香港大学继续学业为理由，离开上海去香港。其时大陆已掀起过数次政治运动，为避祸，姑姑与爱玲约定不再通讯。但是亲人的命运怎能不挂虑？张爱玲的遗物中，有她为著书、旅行等重要事宜求签所得的多张签语，其一有宋邝文美的小字旁注：“姑姑应否来港？”宋以朗推测，可能在1952-1955年居港期间，张爱玲一度想安排姑姑来香港团聚。新发现的散文《重访边城》里，张这样写自己1961年从美国返香港暂居的所见所感：“满城的霓虹灯混合成昏红的夜色，地平线外似有山外山遥遥起伏，大陆横躺在那里，听得见它的呼吸。”去国乡愁，尽现笔端。 

《对照记》里的姑姑（一九四〇末叶） 

    然而张爱玲至终没有回大陆，再见自己的至亲一面。亲人对她的思念只能贯注于字里行间。在宋寓陈设简朴、书香满溢的厅堂里，宋以朗带我到铁餐桌旁坐下。他翻开厚厚的文件夹，按时序排列的信笺，连信封逐一夹在透明薄膜文件袋中。姑姑写给爱玲的第一封信所署日期是1979年2月3日，收信地址为洛杉矶好莱坞区的张爱玲寓所。信上说：“我以前也想打听你的消息，但因有一点顾虑，最近倒是顾虑完全解除”。中国1978年刚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所谓顾虑，应该与政治环境下海外亲属的敏感性有关。姑姑又说：“我最急于想知道，你这廿余年来的一切，我知道你结婚，而[丈夫]不幸地病故了。这以后你的生活如何维持？” 

1996年的长江公寓。张爱玲离开上海前的最后一处居所。姑姑和李开第都在长江公寓住到去世。（郑远涛摄） 

    曾有学者认为姑姑是从宋淇处取得张爱玲的地址，这并不符合事实，因为姑姑1979年便与爱玲重新联络上，而1987年姑姑致宋淇信中却有“素昧平生，冒失上书”以及“尊址是柯灵同志告知”等语。其实，姑姑自己在第一封信中也解释了地址来源：“今天这地址是你二表姐叫她儿子送来给我的”。张爱玲的二表姐叫黄家珍，《对照记》中有她与张爱玲及另外三个“小萝卜头”的合影。黄家有亲属在台湾，所以黄家珍可能是托亲属从台湾文艺界问得地址的。 

 

张爱玲的姑姑在改革开放后写给侄女的第一封信（宋以朗提供） 

    同信中，姑姑还告诉爱玲，“KD也仍健在，他比我强健，我是已老态龙钟了，你看我的字就可看得出，手指不听指挥。”KD指工程师李开第，即张爱玲在港大读书时的监护人。1979这一年，丧偶的李开第刚刚得到平反，洗清“文革”中“帮助外国人经济侵略”的罪名，并与张茂渊结婚，成了张爱玲的姑父。此时两人都是78岁，李开第是再婚，姑姑则是第一次步入婚姻。两位世纪同龄人劫后侥存，决定残年相互扶持、彼此照顾。 

张爱玲的姑姑张茂渊、姑父李开第合影。通信中，张爱玲和姑姑都昵称李开第为KD。（宋以朗提供） 

    据学者陈子善在《张爱玲未发表的家书》中记载，张爱玲的回信有如下感慨：我真笨，也想找你们，却找不到，想不到你们还在这个房子住。房子是黄河路上的长江公寓，张爱玲与姑姑10年共同生活的最后居所，她在这里写出两部带有“光明的尾巴”的作品《十八春》与《小艾》，勉力适应新政权对文艺的要求。 

姑姑写给张爱玲的贺寿信。这种航空邮简按规定不能夹带信纸，将信写在邮简的一面，摺叠邮简黏好，另一面就是信封。（宋以朗提供） 

    从此，姑姑与张爱玲通信不断，1979年9月底的一封以姑姑的字迹标明No. 11，可能表示是第11封来信。因为到这年阴历八月十九张爱玲虚岁满六十，所以姑姑专程用快捷的航空邮简（aerogramme）写信来贺喜，开头以张爱玲的小名唤她“煐”。姑姑写道：“你今年是‘六十大庆’了，过的真快，我心目中你还是一个小孩。” 

姑姑写给张爱玲贺六十大庆的信 

    张爱玲在上海时期的散文《姑姑语录》里记载了张茂渊日常生活中的隽语，那些若无其事的幽默令人一读难忘。或许由于写信跟说话不同，又或许由于衰老，姑姑晚年的文笔十分平淡，内容除了谈自己的起居、戚友的往来，便是关心张爱玲的收入、身体和心境。在另一封信里，姑姑写道：我一直对你的生活状况很不放心，近来好像恶化了，最大问题是睡眠，你一定要设法镇静些，独自一人生活，我也有体会，不过我知道你的思想比我复杂，但周围既无可深谈的人，就得靠自己。她又提醒爱玲，如果打字较省时，不妨用英文来信。 

姑姑跟张爱玲失去联络时，写信向宋淇求助。（宋以朗提供） 

    以朗先生告诉我，恢复通讯不久，张爱玲打算给姑姑寄点钱，来信跟宋淇商量数目。宋以朗解释：“汇少了不合适，汇多了，又担心政治形势还会有变化，连累姑姑。”最后商定将当时大陆的人均工资乘以六，给姑姑寄去相当于半年收入的一笔汇款。 

    哈金曾说，张爱玲是彻底的流亡者。她在《赤地之恋》中让刘荃选择回到令他历尽艰辛的大陆，自己却选择一去不返。1982年，北京大学教授乐黛云转达作家协会的意愿，邀请张爱玲回国访问，她婉言辞谢，说自己“情形跟一般不同些，在大陆没什么牵挂，所以不想回去看看。”其实张爱玲当然牵挂姑姑，她之所以拒绝，可能一方面由于她自从1970年代初已养成深居简出、回避媒体甚至旧友的习惯；另一方面也可能含有对两岸对立局势的现实衡量。宋以朗说：“假如张爱玲高调地访问大陆，她的书就有可能在台湾被禁。”他进一步指出，台湾是张爱玲最大的市场，她的不少作品基于政治考虑，经过修改才在台湾发表（如《色，戒》），甚至从未拿出来发表（生前有《同学少年都不贱》，身后仍有《小团圆》等）。所以张爱玲一句“没什么牵挂”看似洒脱，或许包含难言之隐。 

张爱玲的姑姑张茂渊晚年留影（宋以朗提供） 

    据陈子善披露，张爱玲给姑姑来信并不频繁，有时半年没有一封。这当然跟著名的“虫患”事件有关。1983年秋，完成国语本《海上花》后，张爱玲发现寓所有跳蚤，被迫搬家，后来为了躲跳蚤而住遍洛杉矶市区与城郊的汽车旅馆，直到1988年初找到良医治愈毛病，才得以重新租住公寓。在流徙的三四年间，张爱玲情绪消沉，只跟宋淇夫妇保持通信，从1985年起，连姑姑都无法跟她联络上。宋寓的档案中存有姑姑1987年初写给宋淇的求助信，语气恳切而焦急。“可否请先生把爱玲最近的通信址见示，并转告诉她急速来函，以慰老怀。我已85岁，张姓方面的亲人，唯爱玲一人而已。”信件以正楷书写，无一处涂改，显然经郑重誊抄，也不像姑姑颤抖的笔迹，看来是出自姑父李开第之手。 

常德公寓入口门楣上的牌匾，2005年，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政府在张爱玲故居挂牌纪念。（图片来自网络） 

    早在1940年代中叶，张爱玲的《倾城之恋》首次改编成舞台剧上演时，平素不作文章的姑姑也破例写了两篇宣传的稿子支持侄女。到1980年代，她仍然一如既往，关心并维护爱玲的事业。1981年底，上海《文汇月刊》登出题为《张爱玲传奇》的14页长文，是1949年后大陆第一篇张爱玲专论，姑姑读了很欣喜，当即给爱玲寄去一册。1987年，有研究者在上海谒见李开第，请姑姑书面回答一些关于张爱玲的问题，其中涉及张与胡兰成的结缡。姑姑忠于爱玲，以自己受西方影响、注重隐私为理由，推说不知，随即写信向爱玲报告经过。对于政治时事，姑侄间似乎有尽量不提的默契。1989年风云变幻，张爱玲当年8月20日的信中只提到一句：“多事之秋，希望日常生活没太受影响，非常挂念。” 

李开第1991年写信给张爱玲报知姑姑噩耗。一年后，张爱玲授权李开第代理其大陆版权，见出她对姑父的信任。（宋以朗提供） 

    当时姑姑已身患绝症。1991年6月，李开第写信给张爱玲，劈头第一句“请你镇静，不要激动，报告你一个坏消息。”原来姑姑因乳腺癌扩散到肺部，已于一星期前与世长辞。信中叙述两年多前西医已宣告无法治疗，李开第请相熟的医生以蛇毒给药，自己也尽心服侍，使姑姑“带病延年了二年三个多月。虽经常觉得头眩胸闷，我每日给他换膏药和按摩，总算没有疼痛的苦。”信的结尾再次强忍哀恸，请爱玲“不要悲伤，身体保重”。此时张爱玲年过七旬，李开第虚龄九十，两位都是白头人了。我们不知道张爱玲的回信如何安慰姑父，如何吊唁这位对双方都是最亲的亲人。以朗先生出示晚年的姑姑寄给爱玲的几张相片，有自己的独照，也有与丈夫的合影，最后一张面容枯槁，迥异于从前饱满的鹅蛋脸。这些相片张爱玲必定看过，然而在《对照记》里，她依然这样写到姑姑的一帧旧照：“我姑姑，一九四〇末叶。我一九五二年离开大陆的时候她也还是这样。在我记忆中也永远是这样。”在文学世界里，张爱玲执意要姑姑定格于1940年代，突出她世事洞明、风趣幽默的一面，姑姑的老迈病痛，她并不愿让读者知道。至于张爱玲自己的晚年，则继续在民国的上海神游，尽管那座城市其实早已几度沧桑，人物全非。随着姑姑的离世，她切断了自己在上海最后的牵挂。

   （宋以朗的张爱玲博客网址：http://www.zonaeuropa.com/culture）

  （阿坚小启：2005年11月8日《南方都市报》文章《郑远涛：我有责任公开同性恋者身份》全文，将于近日转载。） 

宋以朗和台湾小说家朱天文在宋寓阳台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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