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几十年了，早该写点什么来纪念我的奶奶了，很长时间以来，我常常梦见、想起我的奶奶。但时间的流逝不仅没有模糊我的记忆，反而冲刷掉了记忆中的浮尘，使诸多往事更加清晰起来，如同变焦的镜头，将往事拉到了眼前。
记得奶奶病重的时候，我因为在广卅读中专请不到假，不能回武汉看望她老人家。当奶奶去世的噩耗传来时，我哭了，先是默默地看着老奶奶的遗像流泪，后来忍不住号啕大哭起来。痛哭过几天之后，我痛苦地闭上眼睛，我仿佛看见奶奶了，看见她瘦小的身躯，三寸金莲、蹒跚的步伐，满头的银发，永远微笑的慈祥和蔼的面容，从前的一切仿佛就在眼前……
前左一马名伟
我出生在武汉汉口的一个资本家家庭，家住江汉路，这里一百多年前还是外商的租界地，也是中国腐败统治的证据之一，也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与众不同的风情。在长江沿岸漫立着英、法、俄、日等租界的各种不同风格的东、西洋建筑物，与中国特色的近、现代建筑相辉映，形成中西合璧的城街风貌，现在若乘车漫游，也是饶有兴味的。而我在这片弥漫着中西风情的土地上渡过了儿童时代、在祖父祖母的教育和关爱下过着幸福的童年，脑海中深深地留下了祖母溺爱的身影。六二年我随着父亲迁至广州居住。
奶奶是出生在湖北一个繁华小镇的富农家庭中，不是大富的那种，但又能从小让奶奶扎小脚的那种家庭。因为是女孩，在幼年的时候只接受了3年的私塾教育，认识了些许字，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就失去了学习的机会了，只能在家帮忙做家务和农活，时间长了除了依稀记得几句《三字经》，就只会写自己的名字，其他字认得寥寥无几了。我爷爷小时候随着曾祖父跟着个姓梅的生意人做棉花生意，曾祖父原是私塾的老师，后因生活所迫，于是学着做起了生意。爷爷就在小伢的时候就跟着曾祖父四处奔波。奶奶是在她16岁时（1920年）凭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湖北仙桃嫁给爷爷，当时爷爷先在仙桃的红庙，后辗转到沙市做学徒，后来就自己经营起了棉花采购和煤的生意, 爷爷的棉花采购和煤的生意逐渐上了轨道，越做越火，抗战后在武汉汉口的江汉路购买了两套洋房，一幢的位置在江汉路三民街开了一家棉花行另一幢在华中里开煤行，楼上让大家住，乐也融融。
前左三马名伟
爷爷和奶奶共生了6个孩子，后来因为战争原因解放后只剩下我大伯,父亲,四叔和姑姑，我在马家的男孙辈排老大,爷爷奶奶就当我为长孙，我印象中，奶奶是个非常爱干净和整洁的人，无论天气再冷也要把自己清洗得干干净净才就寝，每次出街穿的旗袍和唐装都是素色的，烫得整整齐齐, 一丝不苟,每天见到她头都是梳得亮亮的髻，没有一丝乱发；总是“伟大哥”、“伟大哥”亲切的喊着我。现在想来也许我现在爱整洁的习惯就是从前奶奶赋予的。
马名伟小的时候
因为爷爷开的两个小铺子,雇了不少伙计,因此解放后被划为资本家；到了我出生的时候，家庭的环境已经大不如从前了，偌大的铺子只剩下几个帮佣。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是长孙子的原因，从我懂事以来，就知道奶奶非常的溺爱我，完全当我是她的心肝宝贝，因为有奶奶的“保护”，每当做错事时爷爷,爸爸,叔叔要打我时奶奶总要出来护着，不让他们打我并为我说情；记得我十岁过生日那天奶奶杀鸡煮了好多来为我庆祝生日,高高兴兴帮我穿上新衣服,我和姐姐弟弟们在家玩起捉迷藏,当时我藏在大衣贵里并把衣贵门搞坏,叔叔下班回来知道后不问青红皂白拿起棒子就要打我,奶奶马上冲上来用身子挡住不让叔叔打我,当时奶奶,叔叔和我都抱头大哭的情景到今天我还记忆忧新,小时侯有奶奶这个保护伞,即使在困难时期也没有受过一丝的苦。
记得小的时候，奶奶经常抱着我，在我耳边喋喋不断地念着所识不多的《三字经》，似乎努力想让我明白千古流传下来的理念。奶奶接受的是传统的封建妇女思想的教育，是保留着传统思想的女性，认为女性应该“三步不出闺门”，但也显现传统妇女的美德——对孙子尽所能及的疼爱。她经常对我说:”为人要忠厚老实,没文化很吃亏,新社会了没有文化找不到好工作,要学您父亲学历高才有前途”。我从小就牢记奶奶的教导对人要热情忠厚,努力学习知识,不辜负她老人家对我的期望。
日子虽然过了很久，但许多美好的回忆依然记得清晰。从小的时候，我觉得奶奶走路走得好慢，脚好小，每次出门都兴师动众的，后来才知道奶奶的三寸金莲，是受封建压迫的产物，但在奶奶眼里却是贤淑女子该拥有的，想来不知是可悲还是可敬。以前没有现在小孩的形式花样的游乐场所，最好玩的就是公园了。当时武汉人气最旺的公园就是“中山公园”和“东湖公园”，离我们家很远，但奶奶依然经常喜欢带我去公园玩，每每看着奶奶牵着我一步一步的慢慢地走去公园，感到心痛，但能去公园玩的喜悦覆盖了心痛，奶奶望着我在公园玩耍时灿烂的笑颜，脸上不自觉地流露出童年的喜悦和满足的笑容。
1952年因要支持广东的发展，当时的中南局就从武汉迁移至广州，我父亲也随着去到了广州工作。56年父亲工作稳定了，就接了我和妈妈到广州，走之前我和奶奶依依不舍、抱头痛哭，直嚷着不走，最终还是在妈妈的诱导下才肯离开，临走时奶奶还说：”在广州要是爸爸妈妈“欺负”你，你就回来武汉找奶奶”。这句话在我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也没有忘记！在广州期间，因为父母的工作繁忙，没有时间陪我加上语言也不通，更没有要好的小朋友一齐玩，非常不习惯广州的生活。总想着奶奶的宠爱和奶奶喊着我“伟大哥”亲切温柔的声音，所以在广州住了不到半年就又哭又闹地嘈着回武汉，父母拗不过我和奶奶的督促，就将我送回武汉。当时就在想：终于又可以和奶奶一齐了！又与奶奶过了一年的多的自由生活，由于父母的想念，1958年于是父亲把我和弟弟接到了广州。1957年“反右派运动”开始。由于父亲的资本家家庭出身，被打成了大右派，爸爸妈妈每天都是白天上班，晚上去学习、上思想改造课；根本没有时间照顾我和弟弟，每天我们都是自已照顾自已,，到了吃饭时间就拿着饭盒去饭堂打饭，日复一日，对奶奶和爷爷的思念也不断的增加。60年，爷爷来信说非常挂念我和弟弟，希望能接我们回武汉，而父母也觉得无暇照顾我们，于是再一次将我们送回武汉，送回爷爷奶奶的身边。而迎接我们的是整整三年的困难时期，在这段时期中，奶奶对我的宠溺表现得尤其鲜明。由于三年的自然灾害和盟国苏联的撤离，导致困难时期是中国解放后面临的最困难的一段时间。在61年最困难的时期，国家给每位60岁以上的老人配给有20多斤精米的口粮。当时家里有6个孙子，加上爷爷奶奶和大我十岁的幺姑姑，共九个人，奶奶只让我一个人每顿都吃精粮，而他们都吃杂粮糙米，让我在困难时期的日子过得与平常无异。姑姑对我吃精粮的事情感到很不满意，常批奶奶,觉得奶奶太宠我，怕我以后吃不了苦，于是奶奶就煮了一次粗粮给我吃，也许当时还小，也许是我太任性，等我放学回来一看是不是大米，就大声嚷嚷，也不知道是哪来的力气，我一把掀了桌子拔腿就往屋外跑，奶奶看了马上顶着三寸金莲跟着出来追我，边追边喊着“我的活神仙，我的心肝宝贝，快回来哟！”；我回头望了望奶奶蹒跚飘摇不定的身躯，拐一拐，我马上回头扶着奶奶，奶奶看我跑回来，也顾不了腿痛紧紧的抓着我不让我有再溜的机会，微笑的对我说“回家再给煮大米饭”。从此我还继续吃我的大米饭。奶奶对我的宠爱简直到了不可解释的程度！
62年，困难时期结束了。两年不见只能写信联系的父母亲因挂念我和弟弟，再次将我们接到了广州。并明确地说明要在广州念书上中学，不能再任性地嘈着回武汉了，而这一次也真的如同爸妈所说的再怎么嘈也不会送我们回武汉了。之后我也有断断续续的回武汉看过奶奶，直到68年下乡前也有回去探望奶奶。73年，我结束了下乡劳动改造的生活回到离别四年多的广州准备读中专，那年是最后一次在武汉看奶奶一面,生重病的奶奶已经在床上躺了好长的一段时间了；奶奶知道我回来了，高兴地从床上扒起来，梳好头、穿得整整齐齐的迎接我，含着眼泪的望着我，又与我照了很多的照片，在这期间我足足陪伴奶奶七天听她讲述我童的趣事,而这段时间成为了我与奶奶最后的回忆。半年后74年，我在广州接到了奶奶去世的消息，由于我正在上中专，请假不批，未能再见奶奶一面。当听到噩耗时，我抱着奶奶的遗像痛哭了三天三夜，不断地回想与奶奶的点点滴滴，也为没有能尽孝而痛苦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