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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西关的日子(二)
[ 2012/7/24 13:03:00 | By: 红田场友 ]
 
        我们家是在我四岁大的时候从东山搬到西关逢源路来定居的,所以算不上老西关,倒是我外公和我妈一直在龙津西路住,住在一套西关大屋,舅舅一家还有我姐还住在那边,小时候常去玩。后来那套西关大屋也被“收归国有”,舅舅也搬到其它地方住了,我就再也没有进去过,只是近来又看到老屋的门口外赫然挂着个“西关大屋”的牌匾,不知道房东是谁,我妈仙逝前一直说,那套有彩色玻璃的老屋本来是我们家的。我只是总也不明白,为什么那时候有钱人的房子要没收,现在有钱人的房子却不没收呢?不都是在同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吗?
        刚搬到逢源路住的时候,那一带还很“荒凉”,靠近龙津西路那一段除了我们住的那幢“苏式”三层楼建筑外,周围都还只是一些沿着荔湾涌边和豆腐亩(地名)连成一片的用薄铁皮做顶的低矮小木屋,住着一些社会最底层的人,马路对面的市三宫还没有建起来,只是一片烂泥塘,后来市三宫建起来了,那些小木屋也改造成砖瓦房了,逢源路的华侨新村也建得豪华气派了,逢源路才真正象个城市的样子。
        58年大炼钢铁的时候,我们幼儿园也要小朋友交废铁,天啊,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好笑,一个四、五岁大的小孩子到哪里找废铁呢?那意思就是从家里拿呗。可我家人口多,个个单位里都要交废铁的,家里能交出去的都交了,包括我们家两张铁床的蚊帐架,烧炭的烫斗(熨斗)和一些牛奶、饼干罐,谁也没想到我这个幼儿园也要交,实在没办法,我大哥领着我到后面木屋区烂地上好歹捡了几小片绣得不得了的铁皮交差了事,说是铁皮,其实已经绣得穿孔,“风都吹得起”,拎都拎不起来的铁锈而已。
        所谓西关,其实有一部分已经是郊区了,跨过龙津西路就是泮塘,属于石井公社西郊大队的泮塘村。低矮的民居后面就是一片片的西洋菜塘,用现在的说法就是个城乡结合部,以前泮塘人很穷,农村户口,要挣工分的,小学的时候,我们班里就有一部分是泮塘来的农家孩子,我们叫人家“泮塘仔”,有点儿蔑视的意思。当然,那是文*革前,文*革时他们一个个可都是根正苗红,正宗的贫下中农后代咯。
        还好,我小的时候一点儿也不会看不起“泮塘仔”,还没有“阶级”的概念,只是到了文*革时才被划分到另一个阶级去了,那是后话。小学时倒是和几个“泮塘仔”混得捻熟,常常到他们家玩,也跟他们在周门一带玩“跳田基”,捞“猫鱼”。“泮塘仔”不上学的时候在家是要干活的,我看他们干得最多是削马蹄。马蹄,泮塘五秀之一,在泮塘,家家都要做马蹄粉卖,削马蹄皮是第一道工序。看到年纪和我们一般大的八、九岁小孩飞快地削着马蹄,觉得挺好玩的也象学学,结果是削了半天没削出一个,马蹄肉却只剩下一半,人家家长也不怪责,怕只怕是这些小孩没削到马蹄倒削掉了指头,如何向人家家长交待?那刀可磨得锋利呢!便安排我们帮忙洗干净削好的马蹄放在外头晾晒。有一次我们学校组织“农忙”,所谓“农忙”,就是每年农忙的时候到附近郊区参加劳动,记得是棠下大队,就是毛主席视察过的那个大队,要去劳动一周,每人都要带铺盖卷。小孩子哪会劳动啊,不就是去郊游吗?好玩得很,终于可以离开父母大人的管束了,大家都很期待。我的一个“泮塘仔”同学也很想去,只是回家和父母一商量,回到学校跟我说,家里穷,腾不出一套被褥、蚊帐、水桶和席子给他,所以他去不了了。我当时一拍胸口说这有何难?我有啊,到那里你跟我“
铺”就行啦。同学很高兴,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学校组织的郊游活动,而且是在外头住一个星期的,以前他从来没参加过,家里穷,别人参加郊游,带的都是面包、饼干、零食、汽水,他们家一样也拿不出来,干脆就不参加了。到了棠下,把席子铺在禾草上,用绳子挂起蚊帐就可以睡觉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先洗了脚,把凉鞋借给光脚的同学,洗脚回来后两个人钻到蚊帐里头睡在同一个铺上头对脚地躺下,他那双从未穿过鞋的大脚丫就在我的面前,我还觉得挺好玩的,第一次在一个陌生的地方住,睡在沙沙响的禾草铺的地板上,没有父母的管束,那个晚上两个人都兴奋得久久不能入睡!还有一次,我们俩玩“界飞碟”,就把一个汽水瓶盖锤扁成圆盘状,中间用钉子凿两个孔,穿上细绳,两手一拉一收,让碟子转得飞快,然后两个人面对面把飞碟冲向对方,当有一方的飞碟切到对方的绳线时,飞速旋转且锋利的飞碟就会把对方的绳线割断,对方就算输了,这游戏太危险,那次就是我把他的绳线割断了,可是飞碟却飞向了他的脸,在他的鼻梁上割出一道很深很长的口子,当时血流如注,万幸的是没割到眼睛,否则我们都将后悔一辈子。后来同学被老师们送到医院缝了六针,我们家出的医药费,我回家挨揍是自然,我父亲领着我到泮塘他们家赔礼道歉、负荆请罪,同学的父母都非常大度,一个非常淳朴的贫下中农家庭,他的父亲不仅不责怪我们,还说两个小孩一起玩哪有不磕磕碰碰的?再说了,你们家孩子还常常到我们这里来帮我们晒马蹄呢。数十年过去了,那道划痕还在,已经破相了。
        这些事我和同学都记了一辈子。69年,我要上山下乡到海南去了,同学也要“回乡”务农,分别时老友
互嘱:“苟富贵,毋相忘。”此后一别数十载,各奔东西。鄙人当知青十年,落得个一贫如洗,灰头垢脸地回到西关时已无颜再见江东父老了。到再次和这位凭着“城中村户口”早发了达的老同学不期而遇时已是21世纪,提起这陈年旧事时大家都唏嘘不已,感慨万千,我的感慨是,同学还是那个同学,只是位置似乎对换了一下。如今泮塘人家发了大达,一个个腰缠万贯,财大气粗,在中山八路,周门一带哪个泮塘“原住民”没有几套,十几套房产?
        再次见面时我一眼就看到那个大鼻梁以及大鼻梁上那道疤痕,深感内疚的我马上指着大鼻梁说,是我害了你一辈子。你猜同学怎么说?“风水佬说,就是我这个大鼻梁,还有我这大鼻梁上的那条‘龙’让我发了大财的!你没害我,你还是我的贵人呢!”——这话从何说起?还有这样的风水佬!I 服了 you!
        以前人们找对象要找“有钱有楼有城市户口”的,现在改了,只找“有钱有楼有城中村户口”的。世事
难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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