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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毛泽东“告御状”的小学教师
[ 2007-7-15 19:30:00 | By: 飞机草 ]
 
向毛泽东“告御状”的小学教师
黄禹康(湖南)


  30多年前,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在中华大地顿时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高潮,全国当时有1700多万知青到农村插队锻炼。今天的老知青,一定还记得福建省有个小学教师向毛泽东写了一封后来促成调整知青政策的信,这封信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千百万知青的命运和生活轨迹,这位写信人就是当年向毛泽东“告御状”而红极一时的人物――李庆霖。

  心系知青“告御状” 领袖复信天下扬

  李庆霖在长达2000多字的信中陈述了上山下乡知青生活上的困境和上山下乡运动中的一些阴暗面。他在信中写道:

  尊敬的毛主席:

  首先,我向您老人家问好!

  我是个农村小学教员,家住福建省莆田县城厢镇,家庭成份是贫民。我有个孩子叫李良模……一九六九年,他听从您老人家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教导,毅然报名下乡……当国家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口粮供应和生活费发给断绝,孩子在山区劳动,和贫下中农一起分粮后,一连串的困难问题便产生了……孩子终年参加农业劳动,不但口粮不够吃,而且从来不见分红,没有一分钱的劳动收入。

  ……

  毛主席:您老人家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我完全拥护……可是,当国家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口粮供应和生活费发给断绝,孩子在山区劳动,和贫下中农一起分粮后,一连串的困难问题便产生了:首先是分得的口粮年年不够吃,每一个年头里都要有半年或更多一些要跑回家吃黑市粮过日子。在最好的年景里,一年早晚两季总共能分到湿杂稻谷两百来斤,外加两三斤鲜地瓜和十斤左右的小麦,除此之外,就别无他粮了。那两百来斤的湿杂稻谷,经晒干扬净后,只能有一百多斤,这么少的口粮要孩子在重体力劳动中细水长流地过日子,无论如何是无法办到的。况且孩子在年轻力壮时候,更是会吃饭的。

  在山区,孩子终年参加农业劳动,不但口粮不够吃,而且从来不见分红,没有一分钱的劳动收入。下饭的菜吃光了,没有钱再去买;衣裤在劳动中磨破了,也没有钱去添制(置)新的;病倒了,连个钱请医生看病都没有。其他如日常生活需用的开销,更是没钱支付。从一九六九年起直迄于今,孩子在山区务农以来,个人生活中的一切花费都得依靠家里支持;说来见笑,他风里来,雨里去辛劳种地,头发长了,连个理发的钱都挣不到。此外,他上山下乡的第一天起,直到现在,一直没有房子住宿,一直是借住当地贫下中农的房子。目前,房东正准备给自己的孩子办喜事,早已露出口音,要借房住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另找住所。看来,孩子在山区,不仅生活上困难成问题,而且连个歇息的地方也成问题。

  毛主席:您老人家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我完全拥护;叫我把孩子送到山区去务农,我没意见。可是,孩子上山下乡后的口粮问题,生活中的吃油用菜问题,穿衣问题,疾病问题,住房问题,学习问题以及一切日常生活问题,党和国家应当给予一定的照顾,好让孩子在山区得以安心务农。

  现在,如上述的许多实际困难问题,有关单位都不去过问,完全置之不理,都要由我这当家长的自行解决,这怎么能行呀?有朝一日,当我见阎王去,孩子失去家庭支持后,那他将要如何活下去?我真耽心!

  在我们这里已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一部分人并不好好劳动,并不认真磨炼自己,并不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却倚仗他们的亲友在社会上的政治势力,拉关系,走后门……

  ……我认为,我的孩子走上山下乡务农的道路是走对了……让其到农村去经风雨见世面,以增长做人的才干,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当孩子在务农实践中碰到的许多个人能力解决不了的实际困难问题,我要求国家能尽快给予应有的合理解决,让孩子能有一条自食其力的路子可走,我想,该不至于无理取闹和苛刻要求吧。

  毛主席:我深知您老人家的工作是够忙的,是没有时间来处理我所说的事。可是,我在呼天不应,叫地不灵的困难窘境中,只好大胆地冒昧地写信来北京“告御状”了,真是不该之至!

  谨此敬颂

  大安!

  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

  李庆霖敬上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1973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边,读了由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转交过来的一封人民来信(李庆霖的信),他边读边想,特别是读到悲凉处的文字,竟然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泪水潸然而下。李庆霖这位小学教员的信,深深打动了曾经也当过乡村小学教师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当即给李庆霖复信,原文是:

  李庆霖同志:

  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毛泽东

  4月26日


  毛泽东让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汪东兴,从自己的稿费中取出300元,连同回信一起直接送邮局寄走。

  1973年5月1日,新华社福建分社记者赖玉章来莆田,找到李庆霖家中了解他写信给毛泽东主席的经过。记者走后,李庆霖一连几日,心中惴惴不安。

  5月6日,邮递员给李庆霖送来一封信,是牛皮纸大信封,上面印着“中共中央办公厅”红色字样,他心里咯噔一下,直觉告诉他,这一定是自己那封信的回信了。他抖抖索索地将几页信纸展开,头页是毛主席复信的打印件(毛回信的原件留存中共中央办公厅档案室),李庆霖将毛主席的复信读了一遍又一遍,泪流满面。他不敢相信这真的是毛主席的回信,第二天傍晚,李庆霖才清醒过来,找到莆田县委大院,将毛主席的回信给县委书记刘功看。他心想这下好了,毛主席说统筹解决知青问题,同时也为打扰了毛主席他老人家而不安,但同时也担心就自己那一封信,全国几百万知识青年真的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吗?

  5月10日,李庆霖收到毛主席寄给他的300元钱,莆田县城厢镇的邻里们闻讯后来到居仁巷15号的李家,争相抚摸用大红绸挂在屋梁上的300元钱,叮嘱李庆霖:“这是毛主席送来的钱不能乱花了,要用红纸包好传给子孙后代。”李庆霖立刻将300元钱存入银行,从那以后一直舍不得取出来用,现如今也只是每年去取一次利息。

  毛主席的复信传到莆田县城,广大下乡知青及其家长们奔走相告,欢呼伟大领袖毛主席时时刻刻和人民群众心连心。

  “文化大革命”时代的舆论宣传素来“报喜不报忧”,李庆霖的信暴露阴暗面,却受到毛主席的鼓励,无疑是“石破天惊”之举。他在信中鞭挞所及,多为本地权要,这些人“走后门”的劣迹一旦上报中央,昭然于天下,自然对仕途不利,所以这些当官的坐立不安了。县里派出两班人马对李庆霖信中揭露的问题进行反调查。莆田县委信访办某负责人找到李庆霖的儿子就骂:“你这个二流子,不好好劳动,你还骗毛主席!”一些地方掌握实权的干部说:“李庆霖专门给领导过不去,这是对党组织没有感情。”但是,这些地方官吏的怨言和责难以及小动作,在当时也只是“蚍蜉撼大树”,因为有毛泽东复信为依托,往日忍辱含垢的李庆霖现在腰板硬得很。中共莆田地委专门组织了20名干部分赴下属四个县调查证实,后来发现知青安置中存在的问题比李庆霖信中说的还要严重。

  就在毛泽东给李庆霖复信后的第二天,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高层会议专门讨论知青问题,并将毛泽东给李庆霖复信印发全国。6月22日至8月7日,国务院又相继召开了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在中央领导的高度关注下,各地痛下决心,相继解决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中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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